Abstract
2004年以来,国 内研究逐渐赋予“飞地经济”新的内涵,研究尺度逐 渐集中于区域,空间载体也以跨行政边界所共建的 产业园区为主,即“异地共建园区”(文欣中,2004) 在这个意义上,国外研究多关注跨国家边界的 区域合作,尤其是欧盟内国际合作及相应的尺度和,对国内飞地经济的分析主要侧重以下方面:① 以经济资源的跨界流动为关注点,探讨飞地经济在 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和绩效(孙君等, 2011; 杨玲 丽, 2015; 连莲等, 2016);②以治理权力的跨界流动 为关注点,探讨包括两地政府在内的多方主体间的 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(罗小龙等, 2006; 王成龙等, 2016);③从规划和管理实践入手,归纳总结园区合 作共建的一般机制和模式(刘永敬等, 2014; 金利霞 等, 2015; 蒋费雯等, 2016; 苏文松等, 2017)等。 用也参差不齐。例如,制度建设较为完善、资源投 入较为充分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已成为深圳的一座 “新城”,在缓解深圳土地紧张问题、带动粤东经济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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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鲁奇, 马学广, 鹿宇, Luqi, L., Xueguang, M., & Yu, L. (2019). 飞地经济的空间生产与治理结构——基于国家空间重构视角. 地理科学进展, 38(3), 346–356. https://doi.org/10.18306/dlkxjz.2019.03.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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